1947年的某一天，毛人凤忽然来到了陈布雷的住所，这令陈布雷大为惊诧，因为他心里明白，毛人凤身为最大的特务头子，绝不会平白无故上门，必定是有重要之事。果不其然，毛人凤见到陈布雷后，就给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他的女儿陈琏因涉嫌通共而被逮捕入狱，这让陈布雷极为震惊。
1947年8月10日，她和袁永熙在北平举行婚礼。陈布雷没有亲自到场，却对这门婚事相当重视，还托人了解女婿的情况。得到的答复是，袁永熙为人正派，有才学，只是思想比较进步。这番评价并没有让陈布雷产生太多疑心。他哪里知道，女儿早在1939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袁永熙同样长期参加进步活动，并承担地下工作。夫妻二人住在北平，表面上是教师和普通职员，实际却处在一张随时可能暴露的秘密联络网中。危险来得很快。
1947年9月，国民党保密局破坏了北平的一处地下电台。随着人员被捕、线索外泄，搜捕范围不断扩大。特务从一名被捕者住处发现袁永熙的名片，又听说地下组织中有一名姓袁的负责人，便把目光转向了他。9月24日晚，袁永熙、陈琏以及几名正在联系工作的人员被捕。
特务随后搜查住所，试图从文件、名片和人员关系中拼出一条完整证据链。陈琏的身份，使这起案件很快变得不同寻常。
她不是普通的被捕人员，而是陈布雷的女儿。陈布雷长期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文稿、机要和政治事务，是国民党高层熟悉的重要幕僚。
如今，他的女儿和女婿被怀疑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，事情自然不能只由北平地方机构处理。消息很快送到南京。
毛人凤登门时，陈布雷心里应该已经明白，这件事既关系女儿生死，也关系自己还能否继续得到信任。若他急着求情，别人可能怀疑他早就知道女儿的身份；若他动用关系阻止审查，更可能被认为是在包庇。
因此，他只能先把父亲的身份藏起来。面对毛人凤，陈布雷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：如果证据确凿，就按规定处理，即便判处死刑，也不必因为是他的女儿而有所顾忌。
这句话听上去冷酷，实际上却是他在极短时间内作出的自保判断。陈布雷熟悉特务机关的办事方式，也知道毛人凤回去后一定会把他的表情、语气和每一句回答报告上去。
只要流露出一点慌乱，事情就可能朝更坏的方向发展。陈布雷说得越坚决，越能证明自己与女儿的秘密活动没有关系。
至少在表面上，他没有求情，没有袒护，也没有试图阻止调查。这样的回答，既堵住了毛人凤继续试探的口子，也给自己留下了以后周旋的余地。
可关上门后，他不可能真的无动于衷。陈琏是他十分疼爱的女儿。
陈琏出生时，母亲因产后患病去世，她从小便得到父亲更多牵挂。父女虽然在政治选择上越走越远，但这并不等于亲情已经消失。
女儿突然被捕，甚至可能面临重刑，陈布雷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他没有公开奔走，而是采取了较为克制的办法。
他把事情报告给蒋介石，表示女儿、女婿既然因涉嫌参加共产党活动被捕，就由有关方面查办。话里没有直接求情，却把这个棘手问题送到了最高层面。
这一步很有分寸。蒋介石若严办陈琏，必须考虑陈布雷的处境，陈布雷多年跟随在侧，掌握大量机要事务，如果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重判他的女儿，难免让身边其他幕僚感到不安。
但若马上放人，又可能使保密局刚刚展开的搜捕失去威信。案件因此进入拉锯状态。
陈琏和袁永熙最初被关押在北平炮局监狱。审讯人员不断使用离间手段，分别告诉他们，对方已经承认问题，希望其中一人先开口。
两人没有顺着特务的话回答，也没有交代能够继续牵连其他人员的材料。这使保密局陷入了麻烦。
他们抓到了人，也掌握了名片和社会关系，却缺少能够直接证明陈琏夫妇具体身份和活动的完整证据。仅凭“认识某人”“家中来过某人”或“思想进步”，很难把整个案件办成铁案。
1947年12月1日，陈琏和袁永熙被押上飞机，从北平送往南京，关进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。转押南京说明案件受到重视，也意味着最后如何处理，不再只是北平特务机关说了算。
到南京后，陈布雷和袁永熙的姐夫叶公超等人先后出面设法保释。陈布雷仍然没有公开否定调查，而是从陈琏怀孕、证据不足以及家庭担保等方面寻找转圜余地。
1948年1月，已经怀孕三个多月的陈琏先被保释。袁永熙没有同时出来，又被关押了几个月，后来才获准离开看守所。
毛人凤那次登门，也就有了另一层意味。他带去的是陈琏被捕的消息，带走的却是陈布雷的政治表态。
对特务机关来说，查案是一方面，观察陈布雷会不会受到牐连、是否值得继续信任，同样重要。陈布雷当面说出严厉的话，并不代表他真正愿意舍弃女儿。
他只是明白，在那种环境下，越是急着表现父爱，越可能让女儿陷得更深。先稳住毛人凤，再通过其他渠道设法营救，反而是更现实的选择。
这段往事不能只概括成“大义灭亲”，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陈布雷靠身份救出了女儿。真正决定结局的，是几股力量同时发挥作用：陈琏夫妇没有交代重要情况，保密局缺乏直接证据，陈布雷又有特殊身份，蒋介石也不愿因为一桩证据不足的案件失去重要幕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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